从绝望走向希望，从黑暗走向光明，我是曹保印。
我们知道，会见当事人是辩护律师工作的重要事项，也是律师的基本权利，更是当事人最盼望的。但是，律师的这项合法权利在实践中经常受到限制，是谓“会见难”。会见难是刑事辩护律师的“三大难”之首，另外两个是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刑诉法规定，涉及国家安全犯罪、涉黑、涉恐犯罪，会见犯罪嫌疑人需要经办案机关批准，除此之外的其他案件，律师无需获得批准，可以直接到看守所申请会见。但是，看守所却往往以种种借口限制会见。
比如，以会见室紧张为由限制会见。看守所的会见室确实很少，但这种稀缺性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以此作为限制律师会见的客观理由。律师会见要排长队，等排到了看守所也下班了。
好不容易得到会见机会，看守所下午三四点钟就下班了，会见只能草草结束。绝大多数看守所只能在工作时间会见，周末不安排会见。
（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律师拍摄）
又比如，声称当事人不愿会见律师，提供了当事人写的字条。但看那字体，歪歪扭扭，看着就像是被迫所写。
还有声称办案机关一直在提审，没有时间安排会见。
更有声称看守所查无此人，其实是把犯罪嫌疑人的名字改成了代号。
在一些地方，外地律师大老远赶来会见，提供了正常的手续还不行，要求必须到当地律协开具会见证明。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理由千万个，目的只有一个：别见！
为什么要给辩护律师会见设置重重障碍？
阻挠会见的是看守所，但根子在办案机关。办案机关错误地认为，律师是来添乱的，律师会见了犯罪嫌疑人，就给了他对抗侦查的底气。他本来很配合，见过律师就开始激烈抵抗，导致案件难以推动。但是根本上，是办案机关对于自己的办案手段、程序正义、证据能力等没有信心，害怕律师会挑他们的错，所以不如干脆把律师排除在外，把犯罪嫌疑人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样才能得心应手，任意拿捏。
要破除会见难，首先要破除办案机关的心魔。侦查人员、公诉人、法官、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追求司法正义应当是这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目标。以非正义的方式谋取本机关的利益，只会造成冤假错案，最后给自己带来麻烦。云南杜培武案，办案人员靠严刑逼供办案，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冤案，最后办案人员受到制裁。如果在当初办案过程中开放律师监督，重视律师的意见，从一开始就把握好办案质量，这种悲剧本可以避免。杜培武的悲剧避免了，办案人员的悲剧也避免了。司法机关不应把律师当对手，应该当朋友，必须要把律师当成司法机关的良师诤友。
要破除会见难，还需要律师据理力争。针对看守所、办案机关阻挠会见，律师有多重救济渠道，可以向办案机关的上级机关投诉，可以向检察机关投诉，可以向政法委投诉，可以向司法局投诉，可以向律协投诉。只要不妥协，不放弃，这么多渠道总会起作用。学会抗争，而不是逆来顺受，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律师拍摄）
要破除会见难，最高司法机关要动真格。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等出台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要求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包括会见权，对于损害律师权利的要予以惩罚。但是在律师实际投诉后，极少能获得严肃处理，大多不了了之。如此违法零成本，助长了办案机关无视律师权利的气焰。
要破除会见难，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法学界提出看守所中立化，是一条很有价值的、可行的措施。现在看守所隶属公安系统，受办案机关节制，所以会无条件遵从办案机关的意旨，故意刁难律师。把看守所从公安系统中分离出来，自成体系，会大大减轻其违法的冲动，增加其守法的自觉。
维护会见权，不仅是维护律师的权利，也是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出资请了律师，就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会见律师的权利。剥夺了律师的会见权，也是剥夺了当事人的会见权。这种做法，往轻了说是违规，往重了说是违法，必须严惩。
国咨律所，给百姓说法。本期节目由国咨律所实习律师张学军撰稿。
我是北京国咨律所首席顾问曹保印，如果您想咨询法律问题，请给我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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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北京元法堂、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曹保印【曹说法·案件代理系列】视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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