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探讨的是“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与出路”。这本书以整全的分析框架和严谨的比较研究透视了现代世界的根本问题，并提供了明晰的解决方向与思路。
首先，我们的时代性困境到底是什么？归根结底是人们所信奉的政治观出现了问题。普通人相信，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扩展到国际领域，就是大国博弈与“永远的利益”。这没有错，但是这种理解，只是政治的一种面向，而这种面向，在作者看来，是我们当今世界一切问题，包括战争与霸权、贫困与不平等等的观念根源。这种对“政治的概念”的理解是西方社会的历史“结晶”，是西方“时间中的政治”，最终在我们身处的大变局时代走向一种根本的错位。由此，我们的时代必然呼唤新的“政治的概念”，这也是中国政治学的“伟大工程”。
其次，如何理解“时代性困境”？这需要理清其中的政治与社会起源，最好方法就是进行中西比较研究。这也恰恰构成了本书的论述结构。其基本线索是“历史本体论（历史属性）影响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性质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社会理论”。具体来说，从历史属性出发，中国的政治史传统与西方的社会史传统导向了不同的现代国家建构路径，前者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变迁，后者是基于多统-代议制的制度变迁，或曰封建性权力的竞争性分配（作者所谓“现代民主的封建起源”）。其相应的国家形态便是“一统与多统”的本质区别——前者是以一统秩序为核心的大一统国家，后者是调和多统权力的代议制国家。由此，中国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单一中心权力体系（郡县制-官僚制是其根基，礼制与科举制提供动力），而西方则形成了多统自治的分权性权力体系（行政-立法-司法相对独立，地方形成自治主体）。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相互渗透，相互统一，形成“家国一体”，其不仅意味着政治层面的一体，也意味着伦理层面的一体。而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始终是二元对立的（教权与王权、封建领主与国家、自治城市的抗争以及现代社会的内部身份撕裂）。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与西方分别形成了以“大一统国家”为核心的天下观与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国际观。前者形成了由“伦理化的天下-治理论的天下-过程性的天下”组成的天下秩序；后者形成了由“民族化的国际-竞争性的国际-帝国论的国际”组成的国际秩序。基于此，中西方的世界秩序观也有了根本性的差异：在“世界的根基”层面上，中国倡导伦理化的天下（以文化人，以德服人，以“仁”“孝”治天下），西方推崇民族化的国家（民族归属，主权独立，宪制主义，竞争排他）。在“世界的行为”层面上，中国要通过“善治”的治理逻辑向外延伸，最终达到天下和谐；西方则追求在竞争性世界中的生存与扩张，并通过战争和侵略最终成为帝国。在“世界的未来”层面上，中国寻求包容性天下秩序，或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西方则追求帝国秩序，在帝国兴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此外，作者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西方国际观理论上的平等对应着现实的不平等，天下观理论上的不平等对应着现实的平等。这似乎表明天下观是一种更具现实性的世界秩序。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但也恐怕是会引起争议的问题。
最后，时代性困境的出路。这涉及到中西之间政治理论的根本性差异，而根本出路在于“政治革命”，需建立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理论，并在世界范围内付诸实践。西方政治理论家的所有理论创新都建基于“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这一元概念，在西方历史上有三条线索可寻：一是国家演进线——种族内部的战争状态>军事革命>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二是殖民扩张线——欧洲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对非欧洲地区的海外殖民贸易和殖民扩张（不仅化解内部矛盾，也输入大量资源）；三是“战争状态史”。中国政治史中的政治概念创新则都建基于大一统的国家史。中国追求大一统秩序，认为大一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追求民心政治，这是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与价值观（一统性与人民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追求致治传统，这是民心政治的实践基础与政治方法。在作者看来，“民心是一种群体性的深层心理结构或者以心理结构为基础的深层社会文化结构，它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而民意只是聚合了个体利益计算的一群人意见，且民意可以制造，但民心很难改变。最后，作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意识形态等观念性力量，而所有意识形态几乎都源自人类对政治的看法。“通过对中西方'政治的概念'的重述，我们发现并相信，那种源自社会史的对抗性资源分配的零和性政治已经是过去时，为民心而致治的共赢式政治才是将来时。”
从上文，大家可以得知关于政治权利是什么的一些信息，相信看完本文的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集么律网希望这篇文章对大家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