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中、刘华代表着早期工人党员的一种类型———带着先进理念而来，在工人群众中成长，那么，孙良惠就是另一种类型———他们是原生态的工人，在工人学校学习文化和先进思想，他们被马克思主义思想照亮，他们就是星火，然后逐渐燎原。
1925年5月，以顾正红英勇牺牲为导火线爆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载入史册。顾正红正是沪西工人夜校的学生，后来又是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积极分子，他听讲用心，风雨无阻，从不缺课，因而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于1925年2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除了顾正红，还有陶静轩、孔燕南、郭尘侠、李振西、王有福等后来都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上海纺织工人中的第一个党员———孙良惠
孙良惠，日商同兴纱厂的工人，也是小沙渡地区第一个参加共产党的纺织工人，他的成长轨迹颇具代表性。
最初，他曾在李启汉的半日学校读过书。后来，为打开局面，李启汉将半日学校改为游艺会以吸引工人。同时，李启汉帮助工人组建“沪西纺织工会”，支部就设在游艺会内，由孙良惠为负责人。那时，党在沪西的工运工作有了发展，尽快发展工人积极分子，组建党组织是李启汉等面临的主要任务。
1922年6月，李启汉被捕入狱。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当局封闭，工人学校也就被迫停办，直到嵇直重开补习班，孙良惠又来到嵇直的班上课。
补习班的教材大多是从共产党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劳动周刊》中找出的与工人生活切实相关的内容。在每一个课题中，嵇直融政治、地理知识与识字于一体。如讲到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香港海员大罢工时，凡讲到地名，就打开地图，指出方位，授以地理常识；凡讲到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斗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新名词时，除扼要解释清楚外，还写在纸上，教工人抄写。每上一节课，工人们都能学到一些革命道理或常识，“对此大家都尚满意”。而孙良惠用自己的体会和工人语言帮助嵇直解释问题。不久，孙良惠由稽直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是上海纺织工人中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孙良惠后来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筹建中起了重大作用，而他其后的经历堪称红色狂飙、风云涤荡。当时是由他出面在东京路（今昌化路）劳勃生路拐角处租下一幢单开间房子，楼下作为日夜班教室，楼上作办公室。后来，他还在同兴纱厂首先建立了俱乐部小组，其时秘密加入俱乐部的有300多人。此后在短短3个月内，沪西19家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1925年，中共沪西支部成立，孙良惠为党支部负责人。2月，他参与领导沪西日商纱厂二月同盟罢工，与邓中夏一起被捕，3月上旬获释，任上海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组织主任。5月15日，顾正红血案发生，16日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孙良惠和刘华一起领导工人罢工斗争。5月24日，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在潭子湾举行，孙良惠担任大会主席，宣读祭文。5月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孙任副主任。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孙被通缉而转入地下活动。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时孙良惠任南市副总指挥，带领工人纠察队冲进警察局，攻下制造局（现江南造船厂），占领南火车站。
此后，孙良惠的舞台从上海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内地。可惜的是，1930年，孙在武汉任湖北省工会主席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
死也要面向工人兄弟———陶静轩
陶静轩同样是从工人夜校成长起来的，不过，他这朵星火，燃烧得壮烈而更为短暂。
陶静轩，又名鑫元、静仙、经轩、景惠、时元，湖北江陵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后辍学在家，帮父母务农。17岁出外打零工挣钱度日。后进荆郡陆军学堂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被编入北洋十六师炮兵营任文书。1923年，厌恶行伍生活，离开了军阀部队，到上海谋生，先在码头上当装卸工，后到沪西小沙渡日商内外棉十五厂做工。
1924年夏，他参加了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学习，并参加筹建沪西工友俱乐部工作。同年9月1日，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时，当选为交际委员。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继项英担任沪西工友俱乐部负责人。
陶静轩所在的内外棉十五厂内有“安徽帮”、“湖北帮”、“苏北帮”等，互相之间并不团结。于是，陶静轩利用其揩车工头的身份，有目的地结识各帮派带头人，启发他们说：“穷哥们要像绳子一样拧结在一起，否则只好听东洋老板割。”将日本资本家作为共同的敌人。他带动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做各帮之间的工作，建议各帮统一在一起。大家公推陶静轩为召集人。陶静轩把各帮派的带头人召集在一起，结拜为兄弟，大家称他为陶大哥。后来在1925年二月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内外棉十五厂的工人表现得很积极，这和陶静轩当时在厂里做的工作分不开。
1925年2月初，日商内外棉八厂资本家无端开除工人，扣押工会积极分子。各日商纱厂工人愤起罢工。陶静轩是二月罢工委员会成员之一。罢工胜利后，党派李立三筹组纱厂总工会，陶静轩参加筹委会工作。同年5月1日，他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顾正红被害，激起了全市人民的反帝怒潮。刘华和陶静轩等发动日商纱厂数万工人奋起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的血腥暴行。他和刘贯之又代表纱厂总工会向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进行交涉，并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惨案发生的真相。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总工会在反帝爱国斗争中正式成立，陶静轩当选为执行委员，并任第四办事处组织部长，后任副主任。这年12月17日，刘华被孙传芳杀害，陶静轩继任总工会第四办事处领导工作。1926年5月28日，他代表上海总工会出席五卅烈士丧葬筹备委员会会议，会上被推举为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四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各项组织领导工作。5月30日举行五卅周年大会，他担任大会总指挥。
1926年9月，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他受中共上海区委委派，兼任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并负责浦东纠察队的领导工作。同年10月24日，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中，他担任浦东码头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组织纠察队130余人，带10余支枪，准备袭击第三区警察署。
浦东警署得此消息后，彻夜巡逻搜索，使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陶静轩等6人被捕。
陶静轩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淞沪督办丁文江亲自下文催促枪杀。11月16日临刑前，陶静轩说：“我在沪西参加革命，死也要面向沪西工人兄弟”，遂面西挺立，从容就义。
中共上海区委在11月18日追悼陶静轩，发出《告同志书》，高度评价他革命的一生，称他是一个难得的“工人领袖”。11月20日，全市许多工厂工人响应号召，下午1时半关车静默3分钟，向陶静轩烈士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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